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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习近平同志勇于正视社会问题”

    2020/8/31 16:04:42 人评论

    来源:《学习时报》作者:邱然 黄珊 陈思  采访对象:张红,女,1952年5月生,福建仙游人。1982年起任《福建日报》校对员、文艺编辑、驻站记者、工商外经采访处副处长、港台信息报常务副总编辑、机动采访处副处长、经济采访部主任、评论部主任兼总编室副主任、群众工作…

    来源:《学习时报》作者:邱然 黄珊 陈思

      采访对象:张红,女,1952年5月生,福建仙游人。1982年起任《福建日报》校对员、文艺编辑、驻站记者、工商外经采访处副处长、港台信息报常务副总编辑、机动采访处副处长、经济采访部主任、评论部主任兼总编室副主任、群众工作部主任。2002年起任《福建日报》报业集团党组成员、副总编辑、常务副总编辑。2012年退休。

      采 访 组:邱 然 黄 珊 陈 思

      采访日期:2017年6月8日初访,2020年1月12日核访

      采访地点:福州市芳沁园,福州悦华酒店

      采访组:张红同志,您好!您几乎是同期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的,你们是如何认识的?

      张红: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。当时他刚到厦门任职,而我那时也刚被《福建日报》编辑部派驻到厦门记者站。那天,我去找厦门市副市长毛涤生,进了毛副市长的办公室,发现旁边多了一张桌子,一位小伙子正坐在那儿办公。我问他:“毛副市长不在?”他回答:“不在,刚出去。”我又问:“你是他新来的秘书?”他说:“不是,我姓习,我叫习近平。”然后他问我是哪里的。我说:“我是《福建日报》驻厦门的记者。”他说:“你请坐吧,有什么事情吗?”我以为这个小伙子不是秘书就是工作人员,便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,还聊得很开心,就这样和他认识了。当时他看着挺年轻的,比我还小1岁。

      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新来的厦门市副市长,还是老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儿子。我心想,习近平同志才32岁,来厦门当副市长,太年轻了吧?但后来看到他在厦门的作为,我的想法就被颠覆了。我很清楚地记得,他挂帅作了一个《1985年—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》,调集了100多名专家,搞了20多项专题研究。在厦门经济特区起步阶段制定的这个发展战略,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,为厦门经济特区的永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。而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,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,习近平同志能顺利组织下来,充分说明了他有高超的统筹协调能力。习近平同志具备雄才大略,善于贴近群众,很快就在厦门的干部群众中赢得了口碑。

      采访组:1990年,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,那时您已调回福州。之后十几年的时间,你们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?

      张红:是的。1988年,习近平同志调到宁德,工作了两年,接着又调到福州。他在工作当中,特别注重到基层一线调研,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工作思路十分契合当地的实际情况。比如,宁德是当时福建发展最滞后的地方,如何改变面貌?他提出了以“滴水穿石”精神振兴闽东,并强调要有“弱鸟先飞”意识;福州当时政府机关办事效率不高,习近平同志提出“马上就办、真抓实干”……实践证明,这些策略对引导和激励当地干部群众振奋精神、拓展思路、明确任务、开创工作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     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,曾分管农林水利,我恰好是《福建日报》分管这项工作新闻报道的部门主任,因此多次跟他下乡。他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,对基层群众很有感情,一到乡下很快就能融入百姓,如鱼得水。

      1999年春节,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龙岩慰问“五老人员”。“五老”是指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,为党和国家作过贡献的老地下党员、老游击队员、老交通员、老接头户、老苏区乡干部。那期间,彭丽媛老师恰好回到福州探亲,假期很短,于是就带着女儿跟他下乡,一家人在奔赴山区的车中团聚。他们的女儿当时才6岁,小孩子好不容易跟父母一起相聚,很兴奋,就撒娇不肯坐座位,一路都躺在父母的腿上。下车的时候,习近平同志笑着说:“我们的腿都被压麻了。”

     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,习近平同志很开心地讲他们家里的趣事。他说,女儿为自己的妈妈感到非常骄傲,两岁时看到妈妈走上舞台唱歌,就站起来告诉周围的人:“这是我妈妈!”女儿有时还会对他说:“爸爸,你怎么不去唱歌?”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。吃饭期间,小姑娘跑进跑出,一会儿跑过来抱一抱彭老师,把粉嫩嫩的小腮帮贴在彭老师肩头上。彭老师笑着说:“有时我也嫌她太黏人。可是有个朋友告诉我,孩子黏父母也是有阶段性的,将来长大了,叫她过来,她可能都没空呢!”现在回想起来,当时那个场景真的很温馨、很感人。

      采访组: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?

      张红:习近平同志对待新闻报道,是很有眼光、很有气量、很得体的。1993年,我在福建日报社旗下的《港台信息报》当常务副总编,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。福州有家台资企业叫永骐鞋业有限公司,老板怀疑一个女工偷鞋子,竟把这个女工推搡到狗窝里跟狼狗关在一起,社会舆论一片哗然。而相关部门的调查没有全面、客观地搞清楚事实,永骐公司变本加厉虐待工人,工人们情绪激烈,拒绝上班。

      事情反映到报社,我带了两名记者,多次深入永骐公司以及事件发生现场、工人居住处采访,同时约见当事人、目击者,对整个事件的过程作了详细调查,进而根据调查材料写出通讯《永骐事件纪实》。我们向福州市开放办领导汇报后,开放办领导把《永骐事件纪实》上交习近平同志。我们当时担心这条新闻对福州产生不利的影响,领导会不高兴。但是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这篇文章后,讲了三条意见:第一条,在我们法治国家,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。不论在哪里,把人和狗关在一起都是绝对错误的。第二条,福州市一定严肃查办这件事情。第三条,希望媒体等政府对这个违法事件作出处理后再发表这篇文章。他的意见很坦诚,也很得体,既允许媒体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,又希望媒体讲究方法策略,把握时机,给政府工作留出时间,引导社会问题向正面转化,进而得到妥善解决。我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,就按照他的意见做。

      不久,福州市严肃查处了永骐事件。我们密切配合,及时在《港台信息报》头版头条刊登了消息。为了平息民愤,不影响台资企业在内陆的发展,还在一版刊登了台企永骐公司给受害女工和社会公众的道歉信。第二版则刊登了通讯《永骐事件纪实》。事情过后,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找到我,说感谢新闻媒体对永骐事件的报道,这个案例为全国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。《永骐事件纪实》还荣获当年的“中国新闻奖”。

      通过这件事情,我觉得习近平同志具有大政治家的胸怀、担当和智慧。他不是简单地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或者负面,报喜不报忧,而是勇于正视社会问题,善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,并且借助媒体力量推动问题的解决。

      习近平同志跟我们整个部门的记者都处得很好。有一次,我们处的老记者余养华要跟他下乡,骑自行车赶去集合地途中掉链子了,摆弄了半天才修好。到了省政府大院时,车队已经在办公大楼前面等了一会儿了。老余感到特别不好意思,离老远就举起黑黢黢的手,对习近平同志说:“你看你看,我是因为这样迟到的。”习近平同志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,就让他上车了。

      《福建日报》许多记者都说,跟习近平同志下乡特别轻松,因为他待人很真诚、很亲切,并且每次下乡的主题很清楚,新闻稿也好写。

      习近平同志讲话通俗易懂,说出来的道理易于为大家理解。这最为我们新闻工作者所欢迎。我记得,他当福州市委书记时,《福建日报》总编辑带着我们几个记者去采访他,讲到如何做好工作的时候,他说:“做工作的火候很重要,分寸要把握得很好。”他还用福州的两道名菜来打比方:“佛跳墙要炖三天三夜才好吃,而鸡汤汆海蚌只要烫十秒钟,少一秒钟还不熟,多一秒钟就老了。”

      大概是1998年,快过年的时候,我们部门要聚餐,大家都说,请习书记也来,一起欢聚一下。余养华就找到他说:“我们部门要聚餐,请您一起参加。”习近平同志笑着问:“你们哪有钱聚餐?”余养华半真半假地说:“我们卖旧报纸的钱。”习近平同志说:“那我先请你们。”过了几天,他真的请了我们整个部门的人,还请我们报社的社长、总编辑作陪。我们“撮”了一顿,吃完很高兴就跑掉了,到现在还没有回请他。

      采访组:1998年,您曾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。请您讲讲那次进藏的详细情况。

      张红:1998年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,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。

      当时福建对口支援林芝地区。进藏第一天,我们跟着习近平同志马不停蹄,从拉萨赶往林芝。一路上,狂风卷着石头往车上砸,天一会儿下雨,一会儿放晴,路上都是碎石,车子颠簸得厉害,连喝一口水都送不到嘴边。到林芝后,老西藏告诉我们,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%,一定不能把身上的氧耗掉,否则会缺氧。但是我当时觉得精神很好,人家要给我氧气袋,我说不用。回房间后,我洗完澡又洗衣服,后来上床睡觉,感觉透不过气来,整个人像是要沉到海里去了,唯一的意识就是想活不想死。当时全团37个人中就我一个女的,自己住一间房,怎么喊也没人听见,我就拼命挣扎起来,深一脚浅一脚地下楼到服务台要氧气袋。保安一看我嘴唇发黑,赶紧冲到楼上,很快就拎来一个氧气袋。我吸了氧气恢复过来了。一看挂钟,已经是晚上1点,就问保安:“这么晚了,你拿了谁的氧气袋啊?”保安说:“没关系,一个年轻人的,他还在看电视,一听说有人不行了,就让我把他的氧气袋拿给你。”第二天,我半开玩笑地问大家:“昨天晚上是哪位年轻人见义勇为啊,把氧气袋让给我?”习近平同志笑呵呵地说:“是我。”我说:“保安说那个年轻人还在看电视。”他说:“对啊,我在看世界杯足球赛。”

      在林芝期间,习近平同志坚持要去两百多公里之外的朗县,看望我们的援藏干部。去朗县那条路,是解放军吊在悬崖上面打炮眼硬炸出来的,路面很窄,脚下就是雅鲁藏布江,江水咆哮奔腾,人一掉下去就没命了,非常可怕。所以有位领导同志说,在西藏,敢上路的就是好同志。但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,习近平同志非常从容淡定,而且他身体素质也好,我们这些人抵达西藏的第一天,就高原反应,倒得稀里哗啦的,连随团医生都趴窝了,他却神采奕奕的。

      习近平同志很注意民族团结,很关心援藏干部。那次进藏,他把到县里、农场等基层单位工作的援藏干部每一个人都送到位,还很注意给援藏干部创造比较好的工作环境。比如送漳州援藏干部刘文标到米林农场,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上说:“援藏工作就像接力棒,许少钦走了,刘文标来了,他一个人好像是孤单,其实不然。因为汉藏是一家人,相信大家一定能支持他。”那次,他还去看望了在藏的福建籍子弟兵。作为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,习近平同志显示出来很强的大局意识与责任意识。他说:“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和发展。全国的发展是各省、区、市共同的任务,各省、区、市的发展也不只是自己的事,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。”

      采访组:在10多年和习近平同志接触过程中,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?

      张红:习近平同志宗旨意识特别强。用民间的话来讲,他有一种悲悯情怀,尤其是对基层的劳苦大众。记得在2000年1月6日召开的省政府党组成员(扩大)会议上,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“人民”二字,批评有人把人民忘了,只记得政府。2017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讲,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。可见,一直以来,他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中首要位置的。在福建期间,有几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能够突出说明他的这种情怀。

      1997年5月,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给习近平同志递了一份报告,反映闽东畲乡仍有一部分群众住在以茅草为顶、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,生活十分困难。报告深深触动了习近平同志,他旋即率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赴闽东调研,我随团采访。闽东是福建最贫苦的地方,群众住的茅草房,雨天满地流水,台风一来,茅草的屋顶经常被卷走,屋里就直接见天。还有的群众住在连家渔船上,居无定所,世世代代在水中漂流,解放前被称作“疍民”,他们靠讨小海维持生计,吃喝拉撒都在船上,空间狭小,风颠浪摇,只能曲着腿或跪在船板上,时间久了,脚伸不直了,膝盖也弯了,多数人患了风湿病。那次下乡,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福鼎、霞浦调研一些典型的“茅草房户”“连家船户”。习近平同志躬身钻到茅草房里,踏着架在水面上的木板一步一晃走到连家船里,跟群众促膝谈心,嘘寒问暖,了解苦情,探讨解决的方案。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船上,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:“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,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,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。没有连家渔民的小康,就没有全省的小康。”

      习近平同志有强烈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,决心让茅草房户下山,连家船民上岸。在他的推动下,省里出台了政策,落实了资金,闽东百姓群情激昂,草房改造如火如荼地展开。1998年来临之际,闽东2000多家特困户,一下甩掉了象征贫穷的“草帽子”。很快,连家船民世世代代上岸生活的愿望,也得以实现。

     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。我曾经分管过《福建日报》群众工作部,做了很多扶贫济困的报道。当时有个三野老战士叫李朝金,是仙游县榜头镇人,解放战争中担任重机枪手,屡立战功。因为没文化,他退伍后回乡当了农民。他娶了一个老婆,生了6个孩子,其中3个是残疾人。上世纪90年代后期,李朝金的老婆得肺癌去世,唯一身体健康的儿子又得了舌癌,李朝金自己也得了食道癌,拖了几年,贫病交加,负债累累。李朝金病情危重时,最牵挂的是两个孙子,其中一个读高中了,成绩很好,但是因为经济困难,面临辍学。2002年5月,百般无奈中,李朝金托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,由村委会盖章证明所述困难属实,并请求各级“有关部门支持解决”,然后通过关系找到了我。看了老人家的信,我非常同情他,就派出资深记者李闽和戴艳梅深入采访,在掌握了一手资料基础上,经多次讨论,反复修改,写出通讯《一个三野老战士的多舛命运》,讲述了李朝金为穷人翻身解放出生入死,入党53年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,晚年却遭遇疾病、陷入贫困的故事,希望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救助。这篇报道于2002年6月10日在《福建日报》见报之后,习近平同志秘书给我打电话说:“省长看了关于三野老战士的报道,很感动。他从工资中拿出1000元,请你代捐给李朝金。”习近平同志还就此事作了批示:“像李朝金这样为革命胜利负过伤、流过血的老退伍军人,应该让他们同其他老人一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。莆田市、仙游县、榜头镇三级政府和民政部门虽然已给予了相应救助,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还需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。此类事情社会上时有发生,应想办法建立一种社会救助机制,在各级民政部门加大对病、残和‘五保’人员等社会困难群体进行扶持的同时,也发动社会各界及时对他们进行救助。”

      2002年七一前夕,我带着习近平同志的捐款,专程到李朝金家中慰问。弥留中的李朝金用枯瘦的双手握住省长的红包,紧紧地贴在胸前,老泪纵横,在场的人莫不感动。李朝金的孙子很有出息。爷爷过世后,他考上了大学,现在厦门工作,已经成家立业。每年过年,他都给我打电话拜年。他经常说,是习省长的关心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    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,你们还有联系吗?

      张红:有联系。习近平同志很尊重记者,把我们当作朋友。即将离开福建的时候,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,说:“省长调浙江,后天走,明天上午10点半,你有空过来一下。”记得那是2002年10月10日,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里来告别的人很多,当时依依惜别的场景我还记得很清楚。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:“闽浙两地靠得近,大家来往很方便,今后,我就是福建的省外乡亲。”听他这么说,我们的眼泪都忍不住流下来。

     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,我给他写过信,他也给我回过信。2004年,我到杭州出差,还去拜访了他。他很高兴,热情接待了我。每年过年,我都寄贺年卡给他,他都给我回。他到中央工作以后,我想贺年卡可能就不太好寄了,但是之前每年都寄,今年也不好断了,就试写了一张。没想到,他又给我回了一张。

      这么多年过去了,当年临别之时习近平同志讲的一些话,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他说:“我在福建17年4个月。黄土地哺育了我,红土地培养了我。”

    (责编:毕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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